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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其所能:毛泽东对外援助为何不计后果

2012-09-03 08:46作者:杨奎松点击:29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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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于民族利益的分歧


不可否认,毛泽东对斯大林和苏联的诸多不满,确有相当一部分是同民族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只不过,他对民族和国家的概念的理解是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说法不同的。毛泽东通常更喜欢用“人民”这个字眼儿来说明他的利益所在和追求的本质,比如说他的军队是“人民军队”,说他的政权是“人民政权”,说他的国家是“人民共和国”,等等。而他在这里所讲的“人民”,其实仍是建立在阶级概念基础上的,即是指“下等劳动人民”。因此,“人民军队”、“人民政权”通常又可以称之为“革命军队”和“革命政权”。同样,在与苏联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除了同样使用带有阶级色彩的“人民”概念界定他的民族和国家以外,极大地影响着毛泽东感情的“强”与“弱”、“大”与“小”、“穷”与“富”这样一些上等与下等、贫贱与高贵的尊卑观念,显然也同这种深入脑髓的阶级观念一起,成为他判断国家关系以及党的关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只有了解了这种情况,我们才比较容易理解毛泽东的世界观和民族观。


毛泽东与俄国人最早的摩擦,发生在1940年秋。当时正值欧洲大陆沦陷不久,国际形势对抗战不利,国共关系亦高度紧张之时,他对形势做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判断蒋介石有与日军联合夹击中共的阴谋,因而设想过派十五万精兵先发制人,由西北打入国民党西南基地,抄其老窝此电自然受到莫斯科的坚决反对,双方为此争执甚久。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之后,毛泽东一度准备对蒋予以报复,而无论是莫斯科还是重庆的苏联大使及苏方军事顾问都明确反对。为此,毛泽东再度与俄国人发生争执,他直截了当地要求苏联务必立即“停止接济重庆武器”,立即准备“公开接济我们”,特别是“援助我们夺取兰州”,接通苏联,取得飞机大炮,占领甘肃河西走廊,进而夺取西南、西北几个重要省份同年5月,日本军队大举进攻山西中条山一带的国民党军队,由于国共关系还未能从皖南事变沉重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同时八路军也因1940年底的百团大战而伤了元气,因此,中共中央没有按照国民政府的命令部署靠近这一地区的部队采取直接的救援行动。苏联顾问对此颇为不满,以致说三道四。对此,毛泽东十分恼怒,专门去电重庆,强硬地警告苏联顾问“不要随便乱说在这里,毛泽东一切策略考虑的出发点,都是要保存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与政权。在形式上,毛泽东这里的一些做法似乎不利于当时中国的民族利益,但在他的观念里民族也是有阶级的,他相信要保护和争取的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而它才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


把中共的军队与政权视为中国人民乃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之所在,这就使得毛泽东对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1945年《雅尔塔协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等,承认起来并无困难。在他们看来,这些条约的产生恰恰是国民党无能的表现。他们相信,一旦轮到他们掌权之日,所有中国曾经失去的权益都会很容易地被收回,只有到那时中国才会有真正的独立与尊严。但是,涉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时候,毛泽东几乎是寸步不让的。


苏德战争爆发后,他之所以拒绝派八路军去为保卫苏联而采取牵制行动,就是这种态度的一种反映。他对此解释得很清楚,即:“由于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


毛泽东在整风期间讲过一句话,最能反映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这是在他批评王明时说的。他说,王明错误的关键,就是替别人(苏联)想得太多,替自己(中国革命)想得太少。在很大程度上还必须要依靠苏联的情况下,毛泽东的这种心态或者可以归结为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但需要注意的是,他的这种“民族主义”仍旧是建立在列宁主义阶级观基础上的,他仍旧相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与苏联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他与俄国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不同的。驻延安的莫斯科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相信,没有苏联就没有中共,大河没水小河干;而他相信,没有小溪不成其为大河,中国革命对苏联也是一种支持。因此,毛泽东这里的“民族主义”说到底不过是一种建立在地域、血缘、文化基础上的一种对特定人群的认同感的自然流露。当苏联1947年批判南斯拉夫之后,当“民族主义”一词成了专指那些只考虑本民族利益,自私自利,不讲国际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用语之后,中国共产党人也毫不犹豫地批判起这个概念来了,毛泽东更是力图脱出民族这个狭窄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