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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强好胜:毛泽东访苏为何几次大发脾气

2012-08-30 10:01作者:杨奎松点击:6701



关于独特性格的影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第一、第二号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相继访问莫斯科。但是,这两次访问给两个人的印象却大相径庭。7月,刘少奇率团访苏,他很自然地在与斯大林的交谈中把自己摆在一个“学生”的地位,对斯大林的任何说法乃至自我批评都采取十分谦逊的态度处之而毛泽东几个月后访苏时的态度,则与刘少奇颇为不同,他很明显地想要把自己摆在与斯大林平等的位置上来讨论问题。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刘少奇初见斯大林时使用的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寒暄与问候,第一次交谈的话题也尽量避免涉及敏感问题;毛泽东初见斯大林时却了无顾忌,当斯大林用俄国人的方式开门见山地赞扬他的客人之后,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却是:“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结果,做惯了所有人领袖的斯大林很容易和刘少奇沟通,和毛泽东的接触却颇多误会与猜疑。据毛泽东自己回忆和陪同他前往莫斯科的俄文翻译师哲回忆可知,在访苏期间,毛泽东仅发脾气“大吵”就有三四次之多当然,毛泽东与刘少奇访苏所负的使命各有不同,斯大林的想法也经常在变,几个月前与几个月后也不尽相同,因此毛、刘二人的境遇也可能不尽相同。但不难断定的是,即使在遇到同样麻烦的时候,由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个性不同,他们处理起来所得到的结果与印象也会有所不同。


毫无疑问,在中苏两党关系的当中,领袖个人的性格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斯大林的多疑,赫鲁晓夫的心血来潮,都是影响中苏关系的重要因素。同样,毛泽东的个性也是很突出的。他是那种极好强、易敏感、爱冲动、不大掩饰其内心感情及好恶的人。早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的这种耿直的个性就表现得相当充分。1925年,因与党内意见不合,他曾一度负气回乡达八个月之久。1920年代末在井冈山担任红四军党代表时,他与军长朱德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冲突。1930年代初在江西苏区时,他又先后与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一批领导人发生过争执。在一些中共的文件中,我们不难看到对他个性方面的一些尖锐批评,比如说他动不动就“咆哮起来”,甚至“骂起娘来”,说他“态度(脾气)不好”、“好揽权”、“排斥异己”、过于威严,使群众和同志“个个怕他”,等等。以至于当时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都得出印象,知道毛泽东“好争吵”,因此告诫中共中央:要尽量发挥毛泽东的作用,但不要让他进书记处或进常委,因为不能把党的工作机关变成“争论不休的讨论俱乐部”


毛泽东的这种个性,同他的经历有关。根据他自己的回忆,他十岁读小学的时候,就曾因为不愿挨打而离家逃学,竟至“流浪了三天”。到了十三岁的时候,他已经敢于公开顶撞父亲,甚至当着客人的面与父亲争吵。据他说,有一次,“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一下激怒了我,我回骂了他,接着就离家出走。我母亲追着我想劝我回去,父亲也追上来,边骂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边,并且威胁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进水里。一个十三岁的仍然少不更事的孩子,就敢于顶撞严厉的父亲,甚至以死相抗,其个性之强可想而知。


毛泽东的这种突出个性,促成了他争强好胜的性格。他很小就有鸿鹄之志、鲲鹏之梦。其少小离家求学之初抄录的诗句:“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反映了他早有很强的抱负心,但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中却颇多不顺。在学校被城里的和富裕的学生看不起,在学历上仅及中专未能入高等学校深造。本来有机会像大多数同伴一样出国留学,又因为热心国内政治运动未能喝上洋墨水。所有这些,都给这位从韶山冲出来的自尊心极强的农家子弟带来了心理上的压抑感。毛泽东回忆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时的情况时,那种压抑感就跃然纸上。他说:“由于我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


即使在投身革命之后,他也每每感到压抑。特别是在他创造了中国红军和根据地,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之后,不仅不受信任,而且备受歧视与打击。好不容易从逆境中崛起,做到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甚至在中国打出了一片天地,却还是得不到莫斯科的信任,并被疑神疑鬼,这些都极大地强化了他的这种受压抑的心态。比较一下毛泽东风华正茂时渴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壮年时笑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自诩“风流人物”的诗句,不难想象志向至大至远的毛泽东对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这种巨大差距会抱有何等强烈的不满。它们无疑会更加强化毛泽东性格的特点,并促使他变得高度敏感。而越是在意气风发之时,他内心在这方面也就越难平衡。这也就是为什么,1949年12月16日,已经做了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他,见到斯大林的第一句话,竟是充满怨气的宣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