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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否定斯大林:毛泽东与苏共彻底分道扬镳

2012-08-28 11:09作者:杨奎松点击:3562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


关于革命理念的歧异


如果说民族问题是利害之争,那么革命问题则是义利之辩。义既然高于利,那么在毛泽东与苏联党的争论当中,关于革命理念的争论究竟占有多重的地位应该不难了解。


我们已经知道,无论从历史上的恩怨出发,还是从个人的或民族的情感出发,毛泽东对斯大林都有一肚子的怨气。照理,赫鲁晓夫1956年公开反对斯大林,应该得到毛泽东的欢迎和支持才对。但是,事情恰恰相反,他坚持要对斯大林“三七开”(即把斯大林的错误和功绩总和为十,肯定其错误只占十分之三),明确认为赫鲁晓夫公开批评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丢了一面革命的旗帜。结果,历史上的恩怨也好,个人的或民族的情感也好,统统都成为次要的了,围绕着要不要斯大林这面旗帜的问题,他反而同赫鲁晓夫以及苏联党越来越尖锐地冲突了起来。由此一点即不难看出,毛泽东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与苏联党关系之破裂,究竟何为主何为从。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不满,说来说去,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信任与否的问题。为什么要求得斯大林的信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毛泽东相信他和斯大林一样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在他批评斯大林的各种言论之中,分量最重、重复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指责斯大林当年曾经不许他革命。这是指的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斯大林接连发来电报,逼着他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承认蒋介石的统治那件事。几乎在每一次谈论到苏联、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所犯的错误的时候,他都要提到这件事,并强烈地表示他的反感。最典型的如1958年7月22日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中,他气愤地接连四次提到斯大林在当时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这件事在毛泽东看来,这是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犯下的一个很难宽恕的错误。而在此之后对斯大林的看法,也大都同这个问题有联系。像毛批评斯大林不该在1947年延安失守时提议与蒋和谈,不该在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已经准备渡过长江、解放全中国时还要中共停下来与南京谈判,尤其不该怀疑他可能是中国的铁托,如此等等。同样,围绕着1950年朝鲜战争中国出兵的问题,斯大林再三求助于中国,并且因为毛泽东决定出兵而对毛泽东改变看法,这又使他十分满意,以后多次提到这件事。这些情况都说明,毛泽东把斯大林的信任看得很重,同时也表明,他对斯大林虽有不满,但多属于个人情感上和一般利益上的矛盾,本质上并无太多恶感。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保持对斯大林的某些好感,无疑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体系在许多方面是基本一致的。这个一致,正如他在1949年形象地说明的那样,就是在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十月革命这一榜样,又有了主张阶级斗争的列宁主义作为指导,中国才会有共产党,才会有毛泽东,才会有它的1949年,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关系。不论斯大林有怎样的问题,不论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过多少错误,斯大林毕竟是列宁主义的捍卫者,是少数能够理解中国革命特殊意义的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之一。特别让毛泽东欣赏的是,中国革命刚刚取得胜利,斯大林就当着前去访问的刘少奇等人的面,高度评价中国革命对落后国家革命的榜样作用,肯定中国革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中心,中国应当担负起领导亚洲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责任,等等。这样的评价,对于多少具有传统的中国中心观的毛泽东来说,实在是太重要、太精辟了!


实际上,还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不少中共领导人就公开宣传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独特贡献,对整个亚洲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具有指导意义,但是,有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这些人在,毛泽东始终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自觉思想尚未成体系。如今斯大林明确加以肯定,这无疑让他深受鼓舞。毛泽东是那种总是保持着强烈的进取姿态,一心希望对中国、对世界有所贡献的政治家。因此,他非常看重他的革命在理论和实际上的历史贡献。而这个时候,区别于俄国革命的中国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可以说是毛泽东最值得骄傲的成就。毛泽东把他的这一贡献称之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里所讲的“马列主义”,就是指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而所谓“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则是指区别于俄国十月革命通过中心城市群众起义夺取政权的方式,走以农村包围城市为独特形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很显然,毛泽东相信,至少希望,他所开创的这一新的革命道路能够对那些落后国家的革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因此,当毛泽东得知斯大林高度评价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时,他自然深受鼓舞。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过一个月,毛泽东就颇为自信地指示有关部门宣传中国革命道路的榜样作用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刚刚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对苏联和东欧各国不重视、不了解中国革命会经常表现出强烈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