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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苏联:因皖南事变发生重大分歧

2012-08-22 11:59作者:杨奎松点击:3155

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


毛泽东与苏联的关系一向很复杂。青年时代,他就深受俄国革命的影响。我们已经知道,当年的中国青年学子几乎无不想方设法留日、留法、去南洋,而他想的却是“不如留俄。加入共产党之后,毛泽东又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最早提出“欲拯救中国唯有靠俄国的干涉”的共产党人当1935年中国革命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时,同样又是毛泽东最鲜明地主张:“打到苏联边界去……得到国际的指导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军事上(得到)飞机大炮”,再来向东发展。当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中共已经相当壮大时,毛泽东对苏联更是寄予厚望,以致有苏联援助一定会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的话由此不难想象,当1947—1949年中国革命眼看就要夺取全国政权之际,毛泽东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应当访问苏联,向斯大林当面请教建国方略并缔结互助同盟。他甚至力排众议,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公开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治外交路线。


说起来,在毛泽东的成长道路上,俄国人也确实助力颇多。正像我们已经谈到过的那样,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最早得到共产国际领导人称赞的一份中共文献。“朱毛红军”一度是莫斯科报纸上有关中国革命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名词。毛泽东的文集更是俄国人出版的第一部中共领导人的著作集。因此,毛泽东才能在党内“左”倾领导人的排挤下,不仅进入了政治局,而且最后成了得到莫斯科正式支持的中共领袖。如果没有莫斯科的多次干预,很难想象毛泽东会有后来那样的地位。


当然,所有这一切,毛泽东了解得很少。他长期感受到的是少数言必称苏联的留苏学生的歧视、压制和打击,那些断断续续发生在1930年代前半期的不愉快往事,给毛泽东留下了太深的印象。这里唯一的例外只有一个季米特洛夫,对这位共产国际后来的总书记在来自莫斯科的王明等人企图取得党的最高权力时于1938年公开出面支持了他,使他取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毛泽东感念至深,但仅此并不足以使他对莫斯科领导集体的能力产生由衷的崇敬之情。越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当中证实自己的正确,他就越是认为,莫斯科在对待他的问题以及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犯了太多的错误。


领导中国革命的高度自信,导致毛泽东在确立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之后,迅速强调了独立自主。1940年代初,面对国共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冲突,和莫斯科极力要求他与国民党妥协的做法,双方终于发生了明显的意见分歧。


毛泽东早在抗战开始之际就提出过一系列关于国民党与共产党“在阶级上根本是敌人”、“防人之心不可无”之类的策略原则,强调自我保护。后来,因为这一观点不能得到党内和军内多数领导人的理解与拥护,再加上王明从莫斯科回来带来共产国际关于“抗日高于一切”的指示,毛泽东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一度致力于巩固与发展国共之间的统一战线随着1939年以后中共在敌后大规模独立发展局面的出现,国共之间围绕地盘和政权问题的摩擦与冲突愈演愈烈,毛泽东不得不重新开始高度重视与国民党的斗争问题。1939年秋天欧洲战争爆发前后,共产国际重新树起反对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旗帜,为他在思想上否定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强调斗争哲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观点表现出相当高度的政治热情。想不到,一年以后,德国威胁再度迫近苏联,共产国际重又强调统一战线,极力主张国共缓和。这种把苏联利益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的做法,使毛泽东难以理解。双方之间的意见分歧即由此一发而不可收。


围绕着1941年初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被歼一事而发生的争论,是毛泽东有生以来与莫斯科之间第一次直接发生重大意见分歧。他的确早就估计到国民党要有所动作,并一再提议对此作出反应,但莫斯科就是不相信。事变后他再度主张进行反击,又接连遭到拒绝。面对千辛万苦在江南发展起来的这支近万人的部队被国民党一举消灭,莫斯科方面甚至不愿做出任何毛泽东所期望的反应,毛泽东自然深受刺激。联系到抗战初期被迫放弃自己的意见,他明显地意识到,莫斯科并非像他那样关心中国革命的前途。维护中国革命利益的想法,促使他下决心走独立自主的道路。这一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以后,他拒绝在军事上采取莫斯科所建议的针对日军的战略牵制行动,清楚地显示出他与莫斯科的分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