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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粟大军兵临上海:国名党中将起义做内应

2014-01-15 17:08作者:李雷点击:15975


解放军进驻上海



上海解放之后,指挥作战的粟裕曾经说过:“在这里我更特别提一下上海党组织的作用,上海地下党组织有悠久的斗争历史和坚强的群众基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解放区输送了大批干部,帮助采购、转运了大量物资、药品,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区军民的斗争。在上海的解放中,他们更做了大量艰苦扎实的工作,是我军解放上海的坚强内应。战斗发起前,他们对上海敌人的兵力部署、工事构筑、火力分布作了周密的调查,绘制成图,送给了我军。攻城战斗发起后,他们组织了工人护厂,学生护校,保护公共财物,维护社会治安,积极支援上海的解放斗争,使上海在攻城战斗中,没有停过电,没有停过自来水,电话局照常工作,成为战争史上的奇迹。”


粟裕所说的内应,其中还包括联系策反。在张权起义失败、解放军不能完全地和平解放上海之后,上海的地下党并没有放弃对策反的努力,他们仍然积极联系,并最终促成了刘昌义将军的起义成功。


国民党第一“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刘昌义曾是民革上海临工委的重点策反对象。


早在1948年11月,刘昌义因为对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感到绝望,就参加了上海地下民革,并与民革方面的负责人王葆真等约定“相机起义,迎接解放”。但不幸的是,民革“京沪暴动计划”提前暴露,幸而王葆真在被捕前把所有起义的资料转移走了,加之王葆真在狱中坚贞不屈,在严刑拷打之下,没有透露半点消息,刘昌义才得以在国民党大肆逮捕追缉所谓“京沪暴动案”的余党时,仍能在国民党内隐蔽起来。


第一次起义虽未成功,但正义的种子已经在刘昌义的身上发芽,所以自身安全以后,刘昌义并非心有余悸,而是仍在不断地寻找机会阵前起义,并常常为自己不能“相机起义”,而陷入深深的苦闷中。1949年3月,汤恩伯把自己作总司令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由南京迁到上海,4月,他下令成立以石觉为司令的“淞沪防卫司令部”,又把原有的第一、第七“绥靖”区合并,这样作为第一“绥靖”区的中将副司令的刘昌义也随着司令部迁到上海。不过,刘昌义只是一个光杆副司令,手里并没有兵权,他只好借口养病,住进上海新亚饭店。


5月12日,上海战役打响了,40万解放军虽在一时一地受到阻挡,但整体攻势锐不可当,赋闲在新亚饭店的刘昌义除了偶尔参加一些作战会议外,手无兵权,无法实现阵前倒戈,随着战事的发展,他越来越苦恼。虽然他不是很容易能见到汤恩伯,但是他也要找汤恩伯碰碰运气。


在汤恩伯的公馆里,当刘昌义问到作战情况时,汤恩伯以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情说:


“打得不好,都是些窝囊废。”汤恩伯的脸上一片阴云,正中刘昌义的下怀,他知道自己这一次来可能会达到目的,于是就继续在汤恩伯面前拱火,说:“不会吧,这些可都是国军的精华呀!”


“是真的。彦峰兄,我们真人面前是不说假话的,”汤恩伯果然一步一步走进刘昌义的目标,“党国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只要我们稳住了上海的阵脚,将来定是能光复全国的,你很能打仗,可要帮助维开(石觉)好好打呀。”


水到渠成,刘昌义知道自己可以开口要兵了,他很有些为难地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受党国栽培多年,谁不想为党国一拼死力,只是,不瞒汤司令说,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手里没有一兵一卒,叫我怎么打!?”


“彦峰兄,真想不到你会来主动请缨,至于兵的事,我会很快解决的,你就做好和共军作战的准备吧。”汤恩伯说。


从汤恩伯那里出来,刘昌义又去了石觉那里,石觉是汤恩伯的干儿子,和石觉搞得亲近了,就是在为自己马上到手的兵权加速度。但是在石公馆,刘昌义又得到了意外的惊喜,他碰到了蒋介石的二儿子蒋纬国。此时的蒋纬国是作为监军,被派到上海的。


见了蒋纬国后,刘昌义和他大谈军事战局,并不时地夸奖蒋纬国的部队以及在军事学术上的见地,蒋纬国不经夸,觉得自己遇见了知己,十分感叹军中不堪用的人太多,而有见地的如刘昌义这样的人太少,才使战局一败涂地,最后,蒋纬国对刘昌义没有实实在在的兵权表示要打抱不平,他说:“副座,我从当连长时起,就认识您了。您是西北军名将,抗日有功,现今战局维艰,您要为作战多出力啊,您的情况我是了解的,我一定会跟汤司令说,这种时候,一定要人尽其才,才尽其能,才能稳住阵脚,才能来日方长呀。”


5月16日,王秉钺的第51军在浦东白龙港被歼灭,王秉钺被俘,只有一部分残兵败将逃回上海市区。听到这消息后,刘昌义明白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再一次赶到位于蒲石路的汤恩伯公馆。


听说刘昌义来了,汤恩伯老远就往外迎,他握着刘昌义的手说:“彦峰兄,你来得正好,王秉钺被俘了,51军没有军长,部队很乱,我想你这个西北名将应该去兼任这个军长。”


刘昌义也装作很慷慨的样子说:“是呀总座,我也是听说王秉钺被俘了,这不马上就赶过来了。”


“来了就好,时穷节乃现,党国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人才。”汤恩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