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网帮助添加收藏

手机版

铁血读书>书摘>军事前沿>古兵法智慧诠释当今战略:尚武而出师有德

古兵法智慧诠释当今战略:尚武而出师有德

2013-08-01 02:22作者:曹胜高点击:349

本文摘自:《古时兵法今时用


中国兵法讲究武德,一是指“以武为德”,将“武”看成一种德行。表现在军事行动中,即自觉遵守相关战争礼仪与交战规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自古以来,交战也有规矩,再残忍的战争也讲究规则。相传为春秋时期著名军事家司马穰苴所写的兵书《司马法》中就说:


古时候追击逃跑的敌人,不会超过百步,跟踪退却的敌人,也不会超过九十里的距离,这是为了表明礼仪;不逼迫失去战斗力的士兵,并且哀伤怜悯他们,是表明军队有仁爱之心;排列好队伍敲锣打鼓,是为了表明军队忠信诚实;


在战争中争夺义,却不争夺利,是为了表明军队的气节。


这种说法,现在看起来有些迂腐,但其表明了古代军礼中有些规定,是出于最基本的人道主义。


周朝是讲究这些武德的,只不过打来打去,到了春秋时期,兵不厌诈、习以为常。兄弟宗盟,脸都撕破了,还讲什么礼仪。《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记载,宋国与楚国在泓水交战。宋国军队已经摆好阵列,楚国军队正在渡河,大司马公孙固就建议宋襄公:敌众我寡,应趁着楚国未全部过河,猛然出击。宋襄公断然拒绝这种做法。公孙固心有不甘,在楚国渡河完毕即将摆好阵势的时候,再次请求出兵,又被宋襄公拒绝。等到楚国排列好之后,双方开始交战,宋军大败。


宋襄公侍卫全部被杀,他的大腿也受了伤。宋国都城百姓都责备宋襄公,认为是宋襄公错过了大好时机,导致如此结果。但宋襄公却认为,按照周制,打仗要讲理,用兵之道是不靠险阻、不乘人之危取胜,他不会进攻还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


后人也许会嘲笑宋襄公是“蠢猪式的仁义”,跟敌人在战场上讲什么礼节。我们若理解他执意遵守的“不以阻隘”恰是周礼中的内容,只能叹惜时过境迁。春秋之后“兵以诈立,以利动”,宋襄公不知变通,抱着堂吉诃德式的骑士精神,


于古为义,于今为笑。


二是指“以武卫德”,这是我们现在常用的意义。即通过武力来维护仁政、德行,或者说维护国家秩序、国际秩序。此处的“武”,是“师出有名”的“正义之师”。《尚书·甘誓》记载,在甘即将进行一场大战,夏启召集了六军将领,说:“六军的将士们,我要向你们宣告:有扈氏违背天意,轻视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怠慢甚至抛弃了我们颁布的历法。上天因此要断绝他们的国运,现在我只有奉行上天对他们的惩罚。”此后举凡作战,往往都发布檄文,揭露讨伐对象的种种不义暴行,并表明自己的正义性、合法性、合理性,在道义上赢得最大程度的支持。


《周礼·夏官司马》认为,武力是保卫国家秩序的最终手段,规定了周王及方伯有权使用“九伐”之法,对诸侯国发生的种种不义行为进行征讨:


若诸侯国中有以强凌弱,以众欺寡的,就削弱他的势力;有杀害贤良和百姓的,就出兵讨伐他;有对内暴虐百姓,对外欺凌邻国的,就囚禁此国国君;有土地荒废、百姓流离失所的,就削减此国的土地;有凭借险要的地势,而不服从礼法规定的,就派兵攻打他;有杀害无辜亲族的,就治罪于他;有放逐或是杀害其国君的,就要诛杀他;有违反君主的命令,轻视国家法令的,就断绝他与邻国的交通;有行为悖乱人伦的,行为如同鸟兽的,就诛灭他。


周王出兵,或者委托称霸一方的方伯出兵,不是出于兼并,而是为了维持诸侯的秩序,保护西周初年所构建的“封邦建国,以藩屏周”的封建制度。


这种思路,被后世逐渐发展成为存亡继绝、维护正义的武德思想。楚庄王也曾说,军事行动的目的是“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七种,前六种都是出于自守安邦与维护正义,后一种有些失之偏颇。在这样的背景下,攻打一个不爱护其百姓的国家,是合理的;用战争制止战争,即使是率先发动战争,也是合理的。只要军事行动的目的,不是满足一己私欲,而在于维护天道公理,也就是《荀子·王制》所说的“存亡继绝,卫弱禁暴,而无兼并之心”,这就是所谓的武德要求。


止戈为武:要以战止战,不要以战养战,这是从政治高度对战争进程做了约束。既要把握战争的合理性,果断出击,又要把握战争的特殊性,适时收手。


《左传·宣公十二年》有一句话:“夫文,止戈为武。”言外之意,制止战争才是真正的威武。从字形上来看,“止”与“戈”合起来,便是“武”字的原型,由此产生对“武”字的解释:作战的目的在于制止战争,很像今天所说的“武力保卫和平”。


古代常用“征伐”、“讨伐”等词来表示战争的合理性与武力的必要性。《吴子》还专门探讨了这个问题:


道者,所以反本复始。义者,所以行事立功。谋者,所以违害就利。要者,所以保业守成。若行不合道,举不合义,而处大居贵,患必及之。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