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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风

小说:监视帝国 作者:东鸟 更新时间:2013/10/18 21:52:22

星风

“棱镜”项目源自一个从未公开过的“斯特拉之风”(Stellar Wind)计划,我国也译做“恒星风”或“星风”,在美国情报界圈内称之为“那个计划”。“星风”是恒星表面发出的物质流,是恒星质量流失的一种主要方式。我们最易观察到的“星风”就是太阳风(Solar Wind)。据说,“星风”这个名字出自旅居美国的日本作曲家锋山亘,为2006年的美国电影《左手是天使,右手是恶魔》所创作的主题曲。用它代称美国政府的监视计划,可谓再贴切不过了。

“星风”计划,最早可溯源到1994年。这一年的10月,美国国会通过《法律执行通讯协助法案》(CALEA),要求所有电信运营商和电信设备制造商(包括硬件和软件)限期完成修改和设计设备、设施、服务,以保证提供内置对电话、宽带互联网、VoIP的实时监视能力。这为实施“星风”计划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在当时,《法律执行通讯协助法案》并不适用于互联网服务,比如电子邮件,也不能够针对互联网服务商。美国联邦调查局曾试图将互联网服务也纳入法案适用范围,但国会最终并没有买账。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如何避免遭受恐怖袭击成为美国情报部门的工作重心。美国国家安全局提出了一个“关系链”概念,试图在信息海洋中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提前获取“敌人”的动向。不久,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就开始强化“信息监视”,秘密授权国家安全局直接接入光纤进行数据监视,这项行动被称为“恐怖分子监视计划”,目的是要监视“问题号码”,因为情报人员有理由相信这些号码属于基地组织成员。号码很多来自在战场上被捕的恐怖分子的手机或计算机。

在《抉择时刻:布什自传》这本书中,小布什回忆,由于威胁十分紧迫,我让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和司法部去研究我能否授权国家安全局,在没有获得外国情报监视法庭授权情况下,监视“基地”组织打入和打出美国的通话。得出的结论是:在战时对敌人进行监视,符合国会战争决议以及宪法赋予总统为战时总司令的权力。原本考虑拿到国会立法,但两党重要议员均认为监视是必要的,如果对此项目立法辩论,我们的方法就会暴露给敌人。于是我下令推进这一计划。

同时,美国国会制定《爱国者法案》,颁布《国土安全法》,修改1978年《外国情报监视法案》,允许政府机构运用特定信息系统,监视特定范围内信息流动以及用户活动。其中,2001年10月通过的《爱国者法案》有三项规定最为关键:允许情报或执法部门在监视对象改变通讯工具后,无需重新获得授权即可对新的通讯工具进行监视;允许相关部门向个人或公司索取被认为对调查至关重要的文件或记录;允许相关部门追踪并非隶属某一恐怖组织、独自行动的外国恐怖嫌疑人。

简单地说,这些法案允许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以及其他情报部门,对通过电子监视获取的情报信息共享,并授权在特定情况下,可不经法院签发令状而实施互联网秘密监视。美国情报机关只需要向外国情报监视法庭(FISC),说明监视技术和监视的目标,不需要申请搜查证,就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无证监视”。由此,外国情报监视法庭已悄无声息地变成一家几乎与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平起平坐的法庭,对监视问题拥有最终裁决权,并下达极有可能影响未来情报工作的裁决意见。

外国情报监视法庭组建于1978年,负责审核和授权对外的情报监视,作为对政府滥用监视权力的一种制约。这个特殊法庭由11名成员组成,他们会在华盛顿联邦法院一间无明显特征的房间会面。法庭的法官以七年为一个任期,所有11名现任法官都是由首席大法官小约翰·G.罗伯茨任命,其中10名由共和党主席提名。他们中多数来自华盛顿以外的司法辖区,轮流裁决情报部门的监视申请。多数监视裁决只需由一名法官单独签署即可。仅2012年,法庭就发出近1800项裁决。而且,该法庭以十多项机密裁决,建立了一个秘密的法律体系。有的裁决书长达近100页,法庭经常就宽泛的宪法问题给出评价,甚至制定重要判例,担负起一个更加广泛的角色,几乎不受民众监督。

“9·11”事件后,外国情报监视法庭在几个判决中,把所谓“特殊需要”原则在恐怖主义案件中的应用进行了扩大,开创了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的一个例外。第四修正案规定要有搜查令才能搜查和没收。“特殊需要”原则最初是1989年由最高法院确立的。在当时的裁决中,最高法院裁定允许对铁路工人进行药检,最高法院认为政府为防范重大公共危险,对隐私权做出最低程度的侵犯是合理的。外国情报监视法庭对这个原则做了更宽泛的延伸,裁决国家安全局搜集和检查美国人的通讯数据是用于追踪可能的恐怖分子的,并不违反第四修正案。他们认定,单纯搜集像通话时间、电话号码等事实,而不搜集交谈内容,并不违反第四修正案,只要根据国家安全法规提出一个合理的理由就可以。

有了法律和法庭的支持,美国国防部2002年推出一个名为“全面信息感知系统”项目,以互联网加上路面以及街旁摄像头的方式,尝试对全美实施有效监视,配合策略识别系统,识别潜在的恐怖分子嫌疑人,但受到美国民众的强烈反对。

小布什并没有因此而挫败,开始秘密策划一个名为“星风”的更加庞大的监视计划,可记录美国民众的通讯活动,包括电子邮件、电话通话、金融交易和互联网活动。但是,小布什再次遭遇挫折。2004年3月,在司法部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住院期间,以代理司法部长詹姆斯·科米为首的众多司法部高官拒绝授权,认定未经许可的部分监视项目属非法,但主要是反对有关监视互联网的项目。因为,当时很多通话是通过即时通讯软件的语音功能以及网络电话完成的,美国情报部门希望人们忘记《法律执行通讯协助法案》的细节规定,将法案适用范围扩大到互联网服务领域。但是,美国司法部的高官们,最后以集体辞职方式反对“星风”计划。

3个月后,小布什耍了一小花招,通过司法程序,由外国情报监视法庭授予国家安全局等情报部门全面监视电话通话和互联网通讯的权力,监视对象不仅限于恐怖主义嫌疑人,还包括涉嫌参与核扩散、谍报和恐怖袭击的人,从而成功绕开美国有关公民隐私的法律困境。但是,外国情报监视法庭裁决的法律依据,至今仍是机密。

为避免“星风”计划遭遇更大阻力,小布什也被迫做出一些让步,缩减了在美国本土的监视项目。为此,小布什将“星风”分拆成秘密执行的四个监视项目,除“棱镜”外,还包括“大道”(Mainway)、“码头”(Marina)和“核子”(Nucleon)。但这些也只是项目的代号,其具体名称及含义仍被列为美国国家机密。

“大道”和“码头”的规模十分庞大,分别对电话通话和互联网上数以亿兆计的“元数据”(Metadata)进行存储和分析,但不会窃听通话和网络内容。“核子”和“棱镜”的规模要小得多,监视的范围并没有前两者那样广泛,主要专注信息内容,分别负责截取电话通话内容和互联网内容。四合一的“星风”计划,就像一个巨大的吸尘器,将全球通讯网络一网打尽,并秘密储存下来分析。

为了将“星风”合法化,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了《外国情报监视法修正案》(FISA)。法案“第702条”允许美国政府可以搜集电子通讯信息,以获取有关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外国目标的情报,这成为了今天美国情报部门肆意监视的法律依据。同时,法案规定,对外国情报监视法庭可以授权公司提供所有相关信息、设施以及必要的帮助。作为回报,提供信息和帮助的公司将得到补偿,例如可在一些潜在诉讼中获得豁免权。该法案还将“外国情报”的定义进行扩展,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列入其中。这使情报部门能更加便利地获取他们认为可能与核扩散相关、范围更广的数据和通讯内容。

外国情报监视法庭也表态支持,强调一些数据单独来看似乎与恐怖行动调查不存在“关联”,但事实上这些数据综合起来所展示的情况却可能是相关的。而且,外国情报监视法庭在作出有关裁决时,只会听取一方的意见:情报部门,裁决结果也几乎从不公开,当然也不会向有关公司透露任何有关调查的细节。如此,对于政府部门的协查要求,各大公司都会大力配合,因为他们不希望妨碍可能有助于避免恐怖袭击的调查。当外国情报监视法庭接到申诉时,也会组成一个复核法庭来听取申诉。外国情报监视法庭1978年成立以来,只推翻过11次政府部门的监视请求,仅仅占全部裁决的0.03%。

这导致“星风”计划被滥用,效率也不高。依据“星风”计划监视情报立案的案件,甚至被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称为“比萨案件”(Pizza Cases),因为许多看似可疑的案件不过是比萨外卖订单而已。“星风”计划截取的信息中约有99%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垃圾信息。但是,国家安全局辩解称其得担心的是其余1%的数据。这些1%的数据,用途之一就是创建关于有恐怖活动嫌疑的人的可疑活动报告。当然,也正是“星风”计划的类似监视报告,揭露了纽约州前州长艾略特·斯皮策嫖娼的事实,虽然他从未涉嫌参与任何恐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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