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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3

小说:拓边西北 作者:曾瑞龙 更新时间:2013/5/7 22:42:38

将门和拓边活动的关系,迄今仍停留在个案研究阶段,而缺乏系统的研究。一般来说,北宋将门的形成有两个重要时期:一个是统一战争至澶渊之盟,形成了曹氏、杨氏、折氏等延续三代为将的将门;另一个时期是由宋仁宗(1010—1063,1023—1063在位)到徽宗朝断断续续的宋夏战争和熙河拓边,形成了种氏、姚氏、苗氏等三代将门。恩荫制度和战功,是将门形成在制度上的两大主因。恩荫制度使官僚的升迁到达一定的标准时,可以让子孙做官和迁官,由此保障文武臣僚的社会地位。然而,又由于北宋政权要保留一定的开放性,不想累世公卿的现象普遍化,于是多设阶级,使徒具家世、缺乏专长的人长期沉沦下僚。换言之,要继世为将一定要有战功,要有战功就一定要有战争,这样解释了何以自澶渊之盟到宋夏战争的三十多年间,形成的将门不多。将领要延续功业的奋斗,及其子孙的上升压力,可能使其倾向开疆拓土。这条思路可能进一步证明将门的形成,是拓边活动的结构性原因。本书的第一章《北宋中叶拓边活动的开端:庆历朝水洛城事件发微》和第五章《参谋作业与拓边战争:种朴的军事活动》提供了两个个案,描述了两位主角刘沪(?—1047)和种朴(?—1099),如何透过开疆拓土来回应将门延续的压力。虽然结局不同,刘沪善终而种朴战死,但都反映了同样的背景。

豪士和拓边活动的关系更是一个几乎未曾开发的领域。传统以来对于北宋的文武关系,倾向于一刀切地将文武之士划成楚河汉界,继而将两者的关系对立起来。好像将北宋的国策形容为“重文轻武”,就仿佛文武是可以截然划分清楚,而两者又受到一抑一扬的区别对待那样。这种笼统的描述忽略了文士中也有身怀武艺、熟悉军事、或热衷边功的人,他们应当被算成文还是武,欠缺一条清晰的界线。在熙宁以前,他们的主张虽然很少为文官群体的主流所接受,但较诸武臣而言,他们的知识水平则较高,表达意向的渠道也较多。因此,对于开疆拓土政策的鼓吹,这些人是不可忽略的一群。本书第一章探讨了水洛城事件中所谓“豪士”的活动。这些人互相以诗结交,也被称为“诗豪”,其行径任侠尚气,有的也得到豪侠之名。他们抱着建功立业的志向,积极策划拓边活动。虽然在北宋中叶比较谨慎的对外政策之下,豪士们的激烈主张和中央政策很可能对不上口径,但是按这一章的初步结论,他们仍会继续把握机会钻政策的空子。当水洛城蕃部的去向成为北宋朝廷对蕃部政策的温度计时,豪士们的推动就变得举足轻重。其中一个重要的筹码,是他们叛投西夏的危险,令北宋边臣不得不大事延揽豪士。总之,豪士的活动似乎是一个可以发展的研究方向。 本书的第二个重点是北宋后期拓边战争的战略,而战役法和大战略的关系是一个思考的方向。基于中央集权政策的考虑,北宋朝廷对于攻略、防御和妥协等大战略取向,往往经过集思广益,反复商榷而后行,如庆历年间的增币交涉就是一例。边将不容易专断。可是对于战役法,则由于军事才能未必为领导层的专长,在很多时候不易兼顾,宋初对辽战争期间是一个显著的例外。宋太宗(939—997,976—997在位)和宋真宗(968—1022,998—1022在位)不但主持和战的大计,还组织战役,甚至颁下阵图来规范布阵的形式。这样,大战略和战役法的取向便比较一致。然而,两者经常处于互动状态,所以很难说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从理论来说,大战略应当控制一切的军事战略,有某种对外攻略的姿态,才去策划有关的战役法。但是历史的进程往往比这个简单公式更为曲折,例如江忆恩便认为战役取向可以影响大战略的取向。在这些例子之中,是大战略产生战役法,还是战役法促成了大战略,是不可以三言两语便下定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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