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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2

小说:拓边西北 作者:曾瑞龙 更新时间:2013/5/7 22:42:20

在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盛行的年代,国家的行为取向被认为是由国际秩序所决定的。这是偏于体系论的又一个例证。按照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理论,国际秩序的原始状况是一种无政府状态(anarchy),假设了理性选择是国家行为的主要模式,那么,国际间的势力平衡就决定了国家的对外姿态。这种见解被称为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反对者认为新现实主义难以解释很多现象,例如对外政策的转向背后有时并没有结构性的变化可寻;到底是结构性转变带来冲突,还是冲突带来结构性转变,这个本末关系也有反思的必要。更重要的是,新现实主义本身所依据的哲学理论,如国家中心主义(statism)、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本身也面临过时。

踏入1990年代,更多学者倾向从国家内部找寻对外行为的答案。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和阿瑟·斯坦(Arthur Stein)的《大战略的国内基础》一书,讨论了国内因素的重要性。杰弗里·勒格罗(Jeffrey Legro)和伊利莎白·基尔(Elisabeth Kier)的研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列强所运用的战略,与其军队内部的组织文化(organizational culture)有关,开启了一个研究方向。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的《文化现实主义》一书,更倡言战略文化决定大战略取向,并认为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不排除强权政治的行为模式。虽然书中对于战略观念及史料解释都有值得商榷之处,曾瑞龙、郑秀强:《文化现实主义:用户留神!》,于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合办“近代中国军事史研讨会”上宣读(1999年8月)。但以国家内部的战略文化入手来探索对外行为的取向,似仍拥有较广阔的研究空间。彼得·喀森斯坦(Peter Kazenstein)在1996年编行的一本论集中,指出认同(identity)和规范(norm)是政策模塑过程中的重要变数,体现出一个国家如何为自身定位、如何看待国际秩序等文化信息,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不可忽视的一环。

本书其中的一个主题,是想揭示北宋后期拓边战争中若干鲜为人论及的内部因素。史家讨论北宋中叶以后对外政策的转变,多半集中在领导层的更换与国际力量对比的改变上,而鲜有论及内部一直存在的拓边活动的驱动力。对于领导层的更换,论者集中在王安石(1021—1086)与神宗两个人身上。对于国际力量对比改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熙丰新法所带来的转变,笔者于1997年撰成的博士论文,也尝试以比较全面的角度分析北宋对外政策的转变,以追溯拓边战争的起源。不过,约莫同时完成的几篇专论的兴趣都集中在几项国内因素上,如将门的形成和豪士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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